目次
一、遵命学商
二、幸遇胡适
三、弃商学法
四、回国执教
五、重执教鞭
六、我的期望
一、遵命学商
我于1908年5月出生在江苏省溧阳县歌歧中村（现为溧阳市马垫乡歌歧村）。父亲是清末秀才，体弱多病，Q后在本乡小学任教。母亲略识字，敦厚朴实，勤俭持家，为乡里所称道。父母共育4男1女我在兄弟中排行第三。父亲按当时的社会分工：士、农、工、商，使
4子各专一业。大哥学工。二哥务农。我从商。并按家庭经济情况，安排我们3人读完中学，弟弟待诸兄毕业工作后资担进大学深造。我小学毕业后，遵从父命考入深阳县城里的“乙科商业学校”。1922年我从“乙商”毕业后考入无锡的“公益工商中学”商科。
“公益工商中学”创办于1919年，是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和父亲荣德生为他的企业开办的职业中专。该校学制4年，分工、商两科。后开工科停办，学校改为“工商中学”。校内各科均设学监一人，又取严格的管理制度。14岁的我只身来到无锡求学。进校初期，因溧阳的教育水平远不及无锡的高，我学习基础差，无锡籍的同学都瞧不起我。我十分不服，暗下决心，刻苦学习，努力上进，学习成绩逐年不断提高，到毕业时名列全班第一。在3年级时，新来的级任老师蔡虎臣先生对我特别喜爱，常在班上表扬我聪慧、好学。我毕业那年，荣氏企业不景气，毕业后不能进入企业就职，前途成了问题。既然就职无望，我就产生了继续上大学深、z的想法。蔡老师知道后就为我做了周到的安排：在帮我找了个小学教员职位的同时，又为我补习英文和几何，准备考大学；当时，因我大哥已毕业工作，家中经济状况也有所改善，我便有了升学的可能。蔡老师竭力推荐我报考上海的中国公学。我抓紧一切时间，奋力苦读，于1926年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商科。
二、幸遇胡适
中国公学是清末留日学生因愤恨反对日本人歧视、侮辱我国，毅然返国兴学，在孙中山先生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下，于1906年创办的。最初只是一所中学，后来增设了大学部。1927年学校改组领导班子，校董事会推举胡适先生来校担任校长。
我在“中公”大学部学的是银行会计。那时，大学实行学分制，读满120学分（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即可毕业。其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参加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政治活动，出席群众大会，赴苏州、无锡等地为北伐军募捐等。此外，便挤出时间躲在图书馆或宿舍里学习，尽可能地读取学分，取得好成绩，争取早日毕业。在校期间，我选修了商法，学习了“时效制度”和“共同海损”规则。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罗马法的内容，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罗马法中的两个制度。用了两年的时间到1928年7月，我已修完了毕业课程所需的学分，欣喜地认为可以提前拿到毕业证书。但举行毕业典礼时，竞没有发给我毕业文凭。为此，我专门找校长胡适先生询问原委。胡校长告诉我：现在学校已改为学分与学年相结合的制度，除读满学分外，学生还需在校3－4年才可毕业。你的学分虽已读满，但住校年限不够，所以不能发给毕业文凭。我申辨道：我入学时学校执行的是学分制，现在实行的新办法按理只能对新人学的学生使用。况且，毕业应以学习成绩为主，我的各种成绩与应届毕业生相比，毫无逊色，不准毕业，有失公允。加之我父亲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恳请学校准许我提前毕业。胡校长听完后便拿起电话和教务长林舒漠教授商谈。不久林先生便带了注册科科长及成绩册来到校长办公室。胡校长看到我两年的成绩多数是叨分以上，少数是80多分后，面露喜色关心地对我说：“我们这样办吧！学校留你在校内工作。这样，你既可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又可利用时间再学一些你感兴趣的课程。l年后等住满了在校年限，再领取毕业文凭。”我感谢胡校长的美意，但没有接受他的建议，说：“我已找到厂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盼望能早日毕业后去国外深造。”胡校长听了我的说明后，表示赞许，就对我说：“那我就给你出个证明吧！在国外证明书的效力并不比文凭差。”我欣然接受。胡校长当即就亲笔为我写了“已修满本校毕业所需学分，各科成绩均甚优良，推因未满住校年限，不能发给毕业证书”的证明，并加盖校章和私章后交给了我。这不是文凭而胜似文凭的珍贵证件，我至今仍珍藏着。
当时，中国公学教我们课的田恩霈教授和江文新教授都是比利时留学生。他们见我年轻好学，可堪深造，便主动向我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利时生活费用低廉，学费也不昂贵，还有打工的机会，一般3年就可取得硕士学位。他们还热情地为我写了介绍信，寻求援助等。我自己明白，以我的家庭情况，要资助我出国留学困难很大，但机会难得，我应尽力争取实现留学的愿望。胡校长在交给我证明书时，还关心我离校后的情况。我据实以告。胡校长说：遇到困难，只要他力所能及的，愿给予帮助，并预祝我出国成功。
回家后，我与家人谈了我的留学想法，还拿出了胡校长的亲笔证明书给他们看，大家都很高兴。关键问题是如何筹集这笔留学经费。后经商定：3年内家里供给我2000银元的费用。第一年800元，为旅费和学法文的费用；第二、三年各600元为攻读硕士学位之需。当时，我家一时要拿出800银元实乃不易。二哥鼎力相助，他卖掉了家中许多东西，又多方借款，凑够了此数。但办理出国签证必须有财务担保，我没有这个直接关系，只好向胡适校长求助。他满口答应很快为我办妥了此事，做了我的留学保证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中国公学与胡适校长交往的经历，仍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三、弃商学法
那时，我认为，国家的贫弱原因很多，但主要在于文化的落后。因此，欲图国家富强，必先从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入手，故普及和提高教育应为国家的首要任务。我怀着教育救国的思想，于1928年8月从上海
一、遵命学商
二、幸遇胡适
三、弃商学法
四、回国执教
五、重执教鞭
六、我的期望
一、遵命学商
我于1908年5月出生在江苏省溧阳县歌歧中村（现为溧阳市马垫乡歌歧村）。父亲是清末秀才，体弱多病，Q后在本乡小学任教。母亲略识字，敦厚朴实，勤俭持家，为乡里所称道。父母共育4男1女我在兄弟中排行第三。父亲按当时的社会分工：士、农、工、商，使
4子各专一业。大哥学工。二哥务农。我从商。并按家庭经济情况，安排我们3人读完中学，弟弟待诸兄毕业工作后资担进大学深造。我小学毕业后，遵从父命考入深阳县城里的“乙科商业学校”。1922年我从“乙商”毕业后考入无锡的“公益工商中学”商科。
“公益工商中学”创办于1919年，是荣毅仁的伯父荣宗敬和父亲荣德生为他的企业开办的职业中专。该校学制4年，分工、商两科。后开工科停办，学校改为“工商中学”。校内各科均设学监一人，又取严格的管理制度。14岁的我只身来到无锡求学。进校初期，因溧阳的教育水平远不及无锡的高，我学习基础差，无锡籍的同学都瞧不起我。我十分不服，暗下决心，刻苦学习，努力上进，学习成绩逐年不断提高，到毕业时名列全班第一。在3年级时，新来的级任老师蔡虎臣先生对我特别喜爱，常在班上表扬我聪慧、好学。我毕业那年，荣氏企业不景气，毕业后不能进入企业就职，前途成了问题。既然就职无望，我就产生了继续上大学深、z的想法。蔡老师知道后就为我做了周到的安排：在帮我找了个小学教员职位的同时，又为我补习英文和几何，准备考大学；当时，因我大哥已毕业工作，家中经济状况也有所改善，我便有了升学的可能。蔡老师竭力推荐我报考上海的中国公学。我抓紧一切时间，奋力苦读，于1926年考入中国公学大学部商科。
二、幸遇胡适
中国公学是清末留日学生因愤恨反对日本人歧视、侮辱我国，毅然返国兴学，在孙中山先生等一批革命先驱的大力支持和赞助下，于1906年创办的。最初只是一所中学，后来增设了大学部。1927年学校改组领导班子，校董事会推举胡适先生来校担任校长。
我在“中公”大学部学的是银行会计。那时，大学实行学分制，读满120学分（包括必修课和选修课）即可毕业。其时，正值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我和大多数同学一样参加了许多轰轰烈烈的政治活动，出席群众大会，赴苏州、无锡等地为北伐军募捐等。此外，便挤出时间躲在图书馆或宿舍里学习，尽可能地读取学分，取得好成绩，争取早日毕业。在校期间，我选修了商法，学习了“时效制度”和“共同海损”规则。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罗马法的内容，但当时我还不知道这是罗马法中的两个制度。用了两年的时间到1928年7月，我已修完了毕业课程所需的学分，欣喜地认为可以提前拿到毕业证书。但举行毕业典礼时，竞没有发给我毕业文凭。为此，我专门找校长胡适先生询问原委。胡校长告诉我：现在学校已改为学分与学年相结合的制度，除读满学分外，学生还需在校3－4年才可毕业。你的学分虽已读满，但住校年限不够，所以不能发给毕业文凭。我申辨道：我入学时学校执行的是学分制，现在实行的新办法按理只能对新人学的学生使用。况且，毕业应以学习成绩为主，我的各种成绩与应届毕业生相比，毫无逊色，不准毕业，有失公允。加之我父亲已去世，家庭经济困难，恳请学校准许我提前毕业。胡校长听完后便拿起电话和教务长林舒漠教授商谈。不久林先生便带了注册科科长及成绩册来到校长办公室。胡校长看到我两年的成绩多数是叨分以上，少数是80多分后，面露喜色关心地对我说：“我们这样办吧！学校留你在校内工作。这样，你既可减轻家庭经济负担，又可利用时间再学一些你感兴趣的课程。l年后等住满了在校年限，再领取毕业文凭。”我感谢胡校长的美意，但没有接受他的建议，说：“我已找到厂一个出国留学的机会，盼望能早日毕业后去国外深造。”胡校长听了我的说明后，表示赞许，就对我说：“那我就给你出个证明吧！在国外证明书的效力并不比文凭差。”我欣然接受。胡校长当即就亲笔为我写了“已修满本校毕业所需学分，各科成绩均甚优良，推因未满住校年限，不能发给毕业证书”的证明，并加盖校章和私章后交给了我。这不是文凭而胜似文凭的珍贵证件，我至今仍珍藏着。
当时，中国公学教我们课的田恩霈教授和江文新教授都是比利时留学生。他们见我年轻好学，可堪深造，便主动向我介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比利时生活费用低廉，学费也不昂贵，还有打工的机会，一般3年就可取得硕士学位。他们还热情地为我写了介绍信，寻求援助等。我自己明白，以我的家庭情况，要资助我出国留学困难很大，但机会难得，我应尽力争取实现留学的愿望。胡校长在交给我证明书时，还关心我离校后的情况。我据实以告。胡校长说：遇到困难，只要他力所能及的，愿给予帮助，并预祝我出国成功。
回家后，我与家人谈了我的留学想法，还拿出了胡校长的亲笔证明书给他们看，大家都很高兴。关键问题是如何筹集这笔留学经费。后经商定：3年内家里供给我2000银元的费用。第一年800元，为旅费和学法文的费用；第二、三年各600元为攻读硕士学位之需。当时，我家一时要拿出800银元实乃不易。二哥鼎力相助，他卖掉了家中许多东西，又多方借款，凑够了此数。但办理出国签证必须有财务担保，我没有这个直接关系，只好向胡适校长求助。他满口答应很快为我办妥了此事，做了我的留学保证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中国公学与胡适校长交往的经历，仍历历在目，终生难忘。
三、弃商学法
那时，我认为，国家的贫弱原因很多，但主要在于文化的落后。因此，欲图国家富强，必先从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入手，故普及和提高教育应为国家的首要任务。我怀着教育救国的思想，于1928年8月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