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博斯曼案件
博斯曼（Bosman）是一名比利时足球运动员，1990年，在他与比利时列日队的服役合同届满之际，博斯曼提出下一赛季转会到法国的敦刻尔克队踢球。比利时列日足球俱乐部根据当时欧洲足球界的转会制度惯例-合同到期后球员转会至另一俱乐部，该俱乐部必须向球员原所属俱乐部支付一笔费用-要求索取一笔转会费，否则就不允许博斯曼转会。后来由于列日俱乐部未能得到这笔费用，博斯曼转会未果，博斯曼遂将列日队俱乐部、比利时足协和欧洲足联一并告上了比利时法庭。其理由是，根据1957年创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罗马条约》第48条之规定（经1992年建立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及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修订后的条文为第39条），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劳动者都有权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平等就业。比利时法院受理了此案。根据欧盟实践，成员国法院可以向欧洲法院请求咨询，要求欧洲法院就欧盟条约及法令的解释问题发表初步裁决。[1]比利时法院因而向欧洲法院请求初步裁决，欧洲法院于1995年12月15日做出裁决，认定俱乐部在与球员合同到期后要求转会费的行为确实违反了《罗马条约》第48条规定的“劳动者自由流动的权利”（aworker‘srightoffreemovement）。[2]
事实上，博斯曼案还涉及另外一个法律问题。欧洲法院在审理该案时，不仅审查了《罗马条约》第48条所规定的“人员自由流动”的问题，还审查了《罗马条约》第85条和第86条（现在的条文是81条和82条）规定的“禁止限制竞争行为”与“禁止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这一反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即比利时俱乐部限制博斯曼向国外俱乐部转会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国外俱乐部的不正当竞争？在博斯曼案件中，欧洲法院最终适用的是《罗马条约》第48条，没有适用第85条和86条，但欧洲法院亦表达了对足球市场运作中的不正当竞争问题（例如欧洲足联（UEFA）作为欧洲职业足球的行业协会是否拥有市场独占地位？是否滥用了其市场优势地位？）的关注。因此在博斯曼案件审理完毕之后，直接负责欧盟内部垄断与竞争事务的欧盟委员会立即开始着手处理有关欧洲足球界的反不正当竞争问题。在1996年1月19日，欧盟委员会向欧洲足联指出其必须遵守《罗马条约》的相关条款，并特别提到了欧洲足联的有关规则违反了《罗马条约》的第85条。
博斯曼案件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它结束了欧盟足球界（乃至整个体育界）游离于欧盟法律调控范围之外的局面，标志着欧盟足球法制化进程的加速。另一方面，博斯曼在欧洲法院的胜利，亦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很多传统的足球游戏规则，如转会制度、俱乐部合并规则、球票销售体系、电视转播权制度等等，都将面临司法审查的挑战，事实之一就是潮水般的投诉与诉讼涌到了欧盟委员会与欧洲法院面前。仅欧盟委员会在1999年调查处理的涉及反不正当竞争的足球案件就有50多起，内容从俱乐部主场的跨国迁移问题到1998年世界杯球票销售问题，不一而足。而足球界人士则开始担心，体育自治从此将受到威胁，传统的足球行业管理机制行将崩溃，国际足联（FIFA）亦开始关注欧盟的动向，他们要求足球行业取得欧盟竞争法的豁免，保持其自治地位。
在1997年10月签订《阿姆斯特丹条约》时，[3]各欧盟成员国共同通过了一份《关于体育运动的声明》，以下称《阿姆斯特丹声明》，[4]该声明虽然只有简明的三点内容，但其明确了“对体育的特殊性应给予特殊关照”，意在避免将欧盟法律自动适用到足球等体育商业领域，其要求欧盟委员会谨慎行事，要求“欧盟各机构从现在起，讨论涉及体育的重大问题时，应同各体育协会磋商”。
在上述框架性规则之下，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起草规范足球运动乃至整个体育领域的具体规则。1999年在希腊奥林匹克举行的欧盟体育大会上，[5]制定了以下4条关于指导体育法律实践的基本原则。
第一，运动员和俱乐部在欧盟各国间自由流动与开业的基本权利不应受到限制。唯一例外的情形是，当预期的体育运动目标（SportingObjective）无法实现时，可以对该自由进行限制。
第二，国籍是体育竞赛运动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各体育协会、联合会具有合法的利益对其进行保护。《阿姆斯特丹声明》亦强调了“体育对塑造身份的重要社会意义”。尽管基于国籍的差别待遇确实违反了欧盟基本条约中“自由流动”的规定，但体育运动中有些基于国籍因素的区别对待还是可以接受的，是合法的。
第三，欧盟竞争法应适用于职业足球领域，但由于体育运动本身具有特殊性质，因而不能将其视为与其他普通商业行业一样的行业。因此足球行业机构有权采取一些可能限制商业竞争机会的措施，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必须有正当的体育运动方面的理由，例如为了保障体育比赛对手之间的相对公平。
第四，体育联合会，例如欧洲足联是垄断机构，因而具有《罗马条约》第86条所描述的“市场支配地位”。如果他们滥用这种优势，将遭受欧盟竞争法的制裁。但是足球联合会与其他的普通商业行会不同，他们的特殊地位在《阿姆斯特丹声明》中是受到保障的。因此如果他们有些行为虽然损害了有关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只要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开展运动，则该行为应当区别对待。[6]
二、博斯曼案件之后的转会问题
博斯曼案件仍然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转会不是象该案一样发生在两个不同国家的俱乐部球队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个国家的两个俱乐部球队之间，原俱乐部要求支付转会费的行为合不合法？有一种观点认为，欧盟法仅仅调整涉及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象这种纯国内法上的问题，欧盟法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适用各国的国内法，而有的国家的国内法，如英国法律，并不认为这类索取转会费的要求是限制竞争的行为，因而是合法的。但是隶属于欧盟成员国的外籍球员与国内球员在这两个案件中-基本案情完全一样-为何命运截然不同？外籍球员在此种情形下是否享有比国内球员更多的权利？而这种给予外籍球员更
博斯曼（Bosman）是一名比利时足球运动员，1990年，在他与比利时列日队的服役合同届满之际，博斯曼提出下一赛季转会到法国的敦刻尔克队踢球。比利时列日足球俱乐部根据当时欧洲足球界的转会制度惯例-合同到期后球员转会至另一俱乐部，该俱乐部必须向球员原所属俱乐部支付一笔费用-要求索取一笔转会费，否则就不允许博斯曼转会。后来由于列日俱乐部未能得到这笔费用，博斯曼转会未果，博斯曼遂将列日队俱乐部、比利时足协和欧洲足联一并告上了比利时法庭。其理由是，根据1957年创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罗马条约》第48条之规定（经1992年建立欧洲联盟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及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修订后的条文为第39条），任何一个成员国的劳动者都有权在欧盟各成员国之间自由流动，平等就业。比利时法院受理了此案。根据欧盟实践，成员国法院可以向欧洲法院请求咨询，要求欧洲法院就欧盟条约及法令的解释问题发表初步裁决。[1]比利时法院因而向欧洲法院请求初步裁决，欧洲法院于1995年12月15日做出裁决，认定俱乐部在与球员合同到期后要求转会费的行为确实违反了《罗马条约》第48条规定的“劳动者自由流动的权利”（aworker‘srightoffreemovement）。[2]
事实上，博斯曼案还涉及另外一个法律问题。欧洲法院在审理该案时，不仅审查了《罗马条约》第48条所规定的“人员自由流动”的问题，还审查了《罗马条约》第85条和第86条（现在的条文是81条和82条）规定的“禁止限制竞争行为”与“禁止滥用市场优势地位”这一反不正当竞争的问题，即比利时俱乐部限制博斯曼向国外俱乐部转会的行为是否构成对国外俱乐部的不正当竞争？在博斯曼案件中，欧洲法院最终适用的是《罗马条约》第48条，没有适用第85条和86条，但欧洲法院亦表达了对足球市场运作中的不正当竞争问题（例如欧洲足联（UEFA）作为欧洲职业足球的行业协会是否拥有市场独占地位？是否滥用了其市场优势地位？）的关注。因此在博斯曼案件审理完毕之后，直接负责欧盟内部垄断与竞争事务的欧盟委员会立即开始着手处理有关欧洲足球界的反不正当竞争问题。在1996年1月19日，欧盟委员会向欧洲足联指出其必须遵守《罗马条约》的相关条款，并特别提到了欧洲足联的有关规则违反了《罗马条约》的第85条。
博斯曼案件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它结束了欧盟足球界（乃至整个体育界）游离于欧盟法律调控范围之外的局面，标志着欧盟足球法制化进程的加速。另一方面，博斯曼在欧洲法院的胜利，亦打开了一个潘多拉魔盒-很多传统的足球游戏规则，如转会制度、俱乐部合并规则、球票销售体系、电视转播权制度等等，都将面临司法审查的挑战，事实之一就是潮水般的投诉与诉讼涌到了欧盟委员会与欧洲法院面前。仅欧盟委员会在1999年调查处理的涉及反不正当竞争的足球案件就有50多起，内容从俱乐部主场的跨国迁移问题到1998年世界杯球票销售问题，不一而足。而足球界人士则开始担心，体育自治从此将受到威胁，传统的足球行业管理机制行将崩溃，国际足联（FIFA）亦开始关注欧盟的动向，他们要求足球行业取得欧盟竞争法的豁免，保持其自治地位。
在1997年10月签订《阿姆斯特丹条约》时，[3]各欧盟成员国共同通过了一份《关于体育运动的声明》，以下称《阿姆斯特丹声明》，[4]该声明虽然只有简明的三点内容，但其明确了“对体育的特殊性应给予特殊关照”，意在避免将欧盟法律自动适用到足球等体育商业领域，其要求欧盟委员会谨慎行事，要求“欧盟各机构从现在起，讨论涉及体育的重大问题时，应同各体育协会磋商”。
在上述框架性规则之下，欧盟委员会目前正在起草规范足球运动乃至整个体育领域的具体规则。1999年在希腊奥林匹克举行的欧盟体育大会上，[5]制定了以下4条关于指导体育法律实践的基本原则。
第一，运动员和俱乐部在欧盟各国间自由流动与开业的基本权利不应受到限制。唯一例外的情形是，当预期的体育运动目标（SportingObjective）无法实现时，可以对该自由进行限制。
第二，国籍是体育竞赛运动中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各体育协会、联合会具有合法的利益对其进行保护。《阿姆斯特丹声明》亦强调了“体育对塑造身份的重要社会意义”。尽管基于国籍的差别待遇确实违反了欧盟基本条约中“自由流动”的规定，但体育运动中有些基于国籍因素的区别对待还是可以接受的，是合法的。
第三，欧盟竞争法应适用于职业足球领域，但由于体育运动本身具有特殊性质，因而不能将其视为与其他普通商业行业一样的行业。因此足球行业机构有权采取一些可能限制商业竞争机会的措施，但是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必须有正当的体育运动方面的理由，例如为了保障体育比赛对手之间的相对公平。
第四，体育联合会，例如欧洲足联是垄断机构，因而具有《罗马条约》第86条所描述的“市场支配地位”。如果他们滥用这种优势，将遭受欧盟竞争法的制裁。但是足球联合会与其他的普通商业行会不同，他们的特殊地位在《阿姆斯特丹声明》中是受到保障的。因此如果他们有些行为虽然损害了有关当事人的经济利益，但只要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开展运动，则该行为应当区别对待。[6]
二、博斯曼案件之后的转会问题
博斯曼案件仍然留下了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如果转会不是象该案一样发生在两个不同国家的俱乐部球队之间，而是发生在同一个国家的两个俱乐部球队之间，原俱乐部要求支付转会费的行为合不合法？有一种观点认为，欧盟法仅仅调整涉及不同成员国之间的关系，象这种纯国内法上的问题，欧盟法是无能为力的，只能适用各国的国内法，而有的国家的国内法，如英国法律，并不认为这类索取转会费的要求是限制竞争的行为，因而是合法的。但是隶属于欧盟成员国的外籍球员与国内球员在这两个案件中-基本案情完全一样-为何命运截然不同？外籍球员在此种情形下是否享有比国内球员更多的权利？而这种给予外籍球员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