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25日电～年10月，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刊文分析了“十一五”规划。文章称，十一五规划建议重点着墨社会公平，中国将从先富向共富转弯。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评价“‘十一五’规划建议”是中国从“先富”开始向“共富”转弯，是一个执政党的“穷人致富”工程规划。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说，比起以往的五年计划，这次“十一五”规划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是一个好的讯号，意味着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将从“先富”转向更为实际的“共富”。”
王思斌认为，与历次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规划将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等问题提高到更高的战略高度。从“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等字眼都可看出，中央下决心和大力气解决目前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让更多人享受改革成果。显然，以前一直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也将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中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对于维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的五年规划就是从政策取向上，扭转以往的社会失衡，使弱势群体受到保护，并有机会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
事实上，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提高个税起征点，到近来官方在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积极动作，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将重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趋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从这次“十一五”规划中更是可以看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将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
而在经济学家眼中，这一转变表示国家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收益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有多少为普通老百姓分享，应该是考察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博士说，“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展观、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都说明国家已经注意到经济增长质量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张晓晶说，我们都说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但是老百姓究竟分享了多少改革开放的成果呢？在农村，因为交不起学费、医疗费而丧失教育、就诊机会的现象非常普遍。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从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到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都说明“十一五”规划考虑到了经济增长收益分享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张晓晶认为，以经济增长分享考察经济发展质量，是将来的方向。从这一点来看，‘十一五’规划的进步意义举足轻重。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时代的努力
有评论指出，邓小平所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有着“等贵贱、均贫富”传统的中国，在普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的中国人中，是划时代的振聋发聩之声。在富民政策的指引下，发生了一幕幕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生动故事。
专家普遍认为，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富民强国之路是完全正确的，如今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举世瞩目。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突破1000美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离共同富裕还有多远
随着改革进一步发展，“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些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并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稳定。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其第三次全国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城乡间的差距发展到了令人无法不正视的地步。中国农村人口1998年时占总人口的69.6%，是城镇人口的两倍以上，但最终消费却仅占全部居民消费的47.9%，如此低的消费率的背后是5∶1甚至是6∶1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王思斌分析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农业本身的弱质性以外，与农村经济发展在政策上长期遭受歧视不无关系。所以农民实际上承担了大量改革成本，在经济发展以后，应该将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让广大农民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提出：“中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不管是富人太富，还是穷人太穷，但是这个事实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
两极分化是改革的必要代价？
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的必要代价吗？一个公认的规律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时，往往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利益矛盾不断加剧、收入分化加速的时期。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发展与平等的关系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两者间的关系，以一个倒U型的形式发展。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收入不平等起初也是增长的，这种不平等程度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达到最高点，然后便开始下降。
发展不应只是经济发展，还应包括社会发展素。王思斌说，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增长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过分强调经济发展，会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日益严重。如果不及时加以遏制的话，后果将不堪
今天出版的《中国青年报》刊文分析了“十一五”规划。文章称，十一五规划建议重点着墨社会公平，中国将从先富向共富转弯。
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教授吴忠民评价“‘十一五’规划建议”是中国从“先富”开始向“共富”转弯，是一个执政党的“穷人致富”工程规划。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思斌说，比起以往的五年计划，这次“十一五”规划更加注重社会公平。这是一个好的讯号，意味着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将从“先富”转向更为实际的“共富”。”
王思斌认为，与历次五年计划相比，“十一五”规划将缩小城乡、贫富差距等问题提高到更高的战略高度。从“积极促进社会和谐”、“合理调节收入分配”等字眼都可看出，中央下决心和大力气解决目前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让更多人享受改革成果。显然，以前一直倡导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理念，也将让位于“效率与公平并重”，或“更加注重公平”。中国政府越来越意识到，机会均等和社会公平对于维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社会和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新的五年规划就是从政策取向上，扭转以往的社会失衡，使弱势群体受到保护，并有机会享受更多的社会福利。
事实上，从全国人大常委会提高个税起征点，到近来官方在医疗、教育及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一系列积极动作，种种迹象表明，中央将重点建立市场经济条件下更趋公平的利益均衡机制。从这次“十一五”规划中更是可以看出，在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思路中占据了20多年的一个重要命题——“先富论”，将在“十一五”规划中转变为“共同富裕”的主调，以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扭转社会两极分化的趋势。
而在经济学家眼中，这一转变表示国家更加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收益分享。“经济增长的收益有多少为普通老百姓分享，应该是考察经济发展质量的核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博士说，“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展观、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都说明国家已经注意到经济增长质量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张晓晶说，我们都说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多少，但是老百姓究竟分享了多少改革开放的成果呢？在农村，因为交不起学费、医疗费而丧失教育、就诊机会的现象非常普遍。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到推进和谐社会建设，从发展农村公共事业到解决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都说明“十一五”规划考虑到了经济增长收益分享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张晓晶认为，以经济增长分享考察经济发展质量，是将来的方向。从这一点来看，‘十一五’规划的进步意义举足轻重。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个时代的努力
有评论指出，邓小平所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有着“等贵贱、均贫富”传统的中国，在普遍存在“不患寡而患不均”心态的中国人中，是划时代的振聋发聩之声。在富民政策的指引下，发生了一幕幕艰苦创业、勤劳致富的生动故事。
专家普遍认为，中国选择改革开放的富民强国之路是完全正确的，如今中国成为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举世瞩目。目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已突破1000美元，预计2020年将达到3000美元。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离共同富裕还有多远
随着改革进一步发展，“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一些副作用也开始显现出来，并严重地影响到了中国的社会稳定。反映国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收入分配课题组根据其第三次全国住户抽样调查的数据得出结论，1995年至2002年期间，中国个人财产分布的基尼系数从0.4上升到0.55，上升幅度高达近40%。～年，中国人民大学与香港科技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结果表明，大陆的基尼系数是0.53或0.54左右。
城乡间的差距发展到了令人无法不正视的地步。中国农村人口1998年时占总人口的69.6%，是城镇人口的两倍以上，但最终消费却仅占全部居民消费的47.9%，如此低的消费率的背后是5∶1甚至是6∶1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王思斌分析说，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农业本身的弱质性以外，与农村经济发展在政策上长期遭受歧视不无关系。所以农民实际上承担了大量改革成本，在经济发展以后，应该将从利益倾斜转向利益兼顾，让广大农民分享到改革与发展的成果。
北京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则提出：“中国当前贫富差距的主要矛盾不在于富人太富，而在于穷人太穷。”不管是富人太富，还是穷人太穷，但是这个事实却实实在在地摆在了中国共产党和全体中国人民面前。
两极分化是改革的必要代价？
两极分化是改革开放的必要代价吗？一个公认的规律是，当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迈进时，往往是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利益矛盾不断加剧、收入分化加速的时期。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发展与平等的关系的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有争论，争论的焦点就在于：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假说。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水平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这两者间的关系，以一个倒U型的形式发展。也就是说，随着人均收入的增长，收入不平等起初也是增长的，这种不平等程度在收入达到中等水平时达到最高点，然后便开始下降。
发展不应只是经济发展，还应包括社会发展素。王思斌说，经济的增长不等于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不等于社会进步，增长不是发展的目的，而是发展的手段。“过分强调经济发展，会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现象日益严重。如果不及时加以遏制的话，后果将不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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